从“主题学”到“隐喻学”——在现代德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求索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关联

＂文学与思想＂之关系难题,古已有之。在现代性语境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自觉地凸显了＂艺术＂与＂批评＂、＂文学＂与＂思想＂、＂诗＂与＂思＂之间的巨大张力。库尔提乌斯超越古典罗曼文献学,建构作为一种整体历史视野的＂主题学＂,据以从语言出发恢复并展开精神世界的结构。布鲁门贝格将＂主题学＂从修辞学和文学史之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哲学人类学的视野,而建构作为基础、导向和范式的＂隐喻学＂。布鲁门贝格认为,隐喻以理性不能涵盖的方式,回答那些在原则上无法回答的整体问题,而为本质匮乏的人类导向,增益人类的谋生之道。而＂绝对隐喻＂拒绝退出直观形象,坚执地保护着本源的丰富性,而作为文学与思想之间永恒忠实的媒介。＂洞穴＂、＂沉船＂,是书写在西方经典之中而流布于人类文化历史之中的两个＂绝对隐喻＂,以否定的修辞吐露了＂神话＂与＂逻各斯＂、隐喻和概念之间的盈虚消息。针对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理性的霸权,布鲁门贝格通过铸造＂修辞策略＂而坚守神话（感性论）的特权,同时又通过建构＂隐喻学＂而加固了理性（逻各斯）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