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南边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例

K28; 西藏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曾于公元1729至1759年间三次前往丽江地区.虽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传播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至司徒班钦时期,由于蒙古势力南下、甘丹颇章政权崛起、改土归流等原因,噶玛噶举派在该区域的发展已大不如前.在此历史背景下,司徒班钦应邀南下,于沿途建寺传法,同上至云南提督、丽江知府,下至把总、木瓜、班色、头人等大小官员及信众频繁交往,构建起了多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司徒班钦接触和学习了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引介到藏族社会,同时也将藏族文化进一步传播至兄弟民族地区,为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文章以司徒班钦三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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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öffentlicht in: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Vol.54 (6), p.36-45
Hauptverfasser: 石硕, 姚婧媛
Format: Artikel
Sprache:chi
Online-Zugang:Vo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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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chreibung
Zusammenfassung:K28; 西藏噶玛噶举派高僧司徒班钦曾于公元1729至1759年间三次前往丽江地区.虽然噶玛噶举派在丽江传播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至司徒班钦时期,由于蒙古势力南下、甘丹颇章政权崛起、改土归流等原因,噶玛噶举派在该区域的发展已大不如前.在此历史背景下,司徒班钦应邀南下,于沿途建寺传法,同上至云南提督、丽江知府,下至把总、木瓜、班色、头人等大小官员及信众频繁交往,构建起了多民族的社会关系网络.司徒班钦接触和学习了纳西族、傈僳族、白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引介到藏族社会,同时也将藏族文化进一步传播至兄弟民族地区,为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文章以司徒班钦三赴丽江为切入点,对18世纪我国西南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特征及影响,乃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ISSN:1000-5110
DOI:10.3969/j.issn.1000-5110.2022.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