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