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决议主义到披露主义——上市公司担保合同效力裁判逻辑的流变与重释

上市公司担保合同效力裁判逻辑近两年内来几经流变，判断依据渐由公司担保决议有无转向根据披露与否。个中原因在于司法机关实欲以合同效力为切入点，协同监管部门全面落实担保信息披露制度，整治上市公司违规暗保乱象。尽管通过“披露挂钩合同效力”规则的安排，倒逼相对人督促公司进行披露的思路可取，然而“相对人仅可根据披露而不可单凭决议自证善意”与“纵有决议，未根据披露合同仍不生效力”的现行表述，分别面临规范逻辑悖谬与法律依据缺位的现实桎梏。越权担保合同与违规暗保合同各自的核心问题与法律效果殊异，不可一概而论。在肯定前者乃因决议缺位且相对人难言善意而不成立地无效，后者系拒不披露实有害投资者正当利益而违法地无效的基础上，应对《担保解释》中以披露取代决议的安排予以调整，或另以立法确认的方式将披露拟定为上市公司担保合同生效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