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