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启蒙立场宣教与“文学革命”阐释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以启蒙宣教为核心。“诗界革命”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而“以古人风格入诗”,则以中国诗歌传统规约诗歌,限制了诗界革命的成就。梁启超取诗歌的广义内涵,在报刊上开辟诗歌专栏,语言通俗,注重散文化、通俗化,对白话诗的发展功不可没。“文界革命”以新文体进行思想启蒙,用情感饱满、充满魔力的文笔为中国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弘扬民权、自由、国家主义精神,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导引作用,开辟了晚清政治的公共空间。“小说界革命”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旨在将小说作为启蒙救国的工具,小说的审美性特征被悬置,推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提升了小说的思想价值。五四时期梁启超对早期启蒙宣教进行反思,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启蒙现代性,抛弃进化论思想,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从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