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与贫困缓解——基于国际NGO教育扶贫行为的分析

从科尔曼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会发现,作为“理性人”,国际NGO扶贫行为的理性选择与我国的贫困缓解息息相关。国际NGO的扶贫行为,一方面出于组织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表现出明显的个体理性选择因素,另一方面又因其海外性、嵌入性而不能不作出社会理性选择。国际NGO的社会理性选择直接影响了这些组织在我国的扶贫方向与内容,而其个体理性选择又直接决定了这些组织在我国独特的扶贫路径与方法。为了实现缓解贫困的“效益最大化”,国际NGO必须兼顾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在二者之间作出灵活的理性选择,即吉登斯的主体-结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