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