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子思遗说

子思将西周政治理论的“天命论”转释为人性根源，并标举“中和说”以将“情感”与“德目”相联系，儒家学说遂能推极于自然而归本于人事。“五行论”则以《札记·表记》为坐标，知子思以水火土比附于父母，但尚未有严格之“五行即五常”的思想。“仁义内外之说”可藉《中庸》以窥子思“成、诚”尽性的学说，确立人性美善并得自然扩充、内外一贯、本末终始的体系，铺陈出严密的、动态的、内外相拓复相制约的人性论，为孟子性善之说，奠立了重要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近世学术界治古文字学及古文献学的学者，藉此方法获得不少新结论。然而，研究简帛佚籍之中的思想史问题时，因涉及抽象观念的分析、思想体系的比较，以及思想流派的发展等三方面的问题，并非简单标举“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旧材料”一语即可，“二重证据法”能有多少效用就值得怀疑。若先就传世文献及思想史发展之大势考察子思的遗说，再一一检视出土简帛文献的内容，将可以更为慎重、精准地重新勾勒先秦儒家思想谱系。